战国初期，齐国的权力重心逐渐从吕氏家族转移到了田氏手中，后者成为了掌握齐国大权的主导力量。公元前391年，田和废除了吕齐最后一任君主康公的统治，并将他流放至海上，自立为国君。在魏文侯的支持下，田和获得了东周安王的承认，史称“田氏伐齐”。田和建立的新齐国被称为“田齐”。
公元前357年，田齐的国君田午去世，继位的是田午的儿子田因齐，成为了齐威王。与此时，原吕氏齐国的君主齐康公也去世，由于没有继承人，他的封邑全部被田因齐继承，标志着田氏齐国彻底替代了吕氏齐国，成为东周的一个重要大国。而田因齐当时依然是一个侯爷，并没有立即称王。
直到公元前334年，田因齐与魏惠王在江苏徐州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会晤，两国相互承认对方的王位，从而为田因齐加冕为齐王，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“徐州相王”。然而，在当时，周王室的影响力已经逐渐衰弱，面对强大的诸侯国，周天子只能对这种情况选择沉默。
但即便如此，田因齐在称王初期的表现并不出色。实际上，这位君主刚登基时表现得极为昏庸。传说他上任后的九年里，几乎每天都沉浸在饮酒、舞蹈和享乐之中，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，完全将治理权力交给了大臣们。在这种无所作为的领导下，齐国的政治局势逐渐腐化，弱小的诸侯国甚至敢于挑战齐国的尊严，卫国等小国也开始轻视齐国。
展开剩余75%尽管如此，齐国依然是一个拥有强大资源的大国，地理上位于富饶的山东半岛，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和军事优势。正因如此，即使田因齐的管理不善，齐国依然维持着一定的国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齐国的有识之士开始焦虑，纷纷为国君出谋划策。
其中，邹忌是一位敢于直言的忠臣，他在齐威王听音乐时，向他劝诫政治的危机，而另一位大臣淳于髡也提出了深刻的建议。奇迹般地，齐威王在这两位忠臣的劝谏下突然觉醒，决心改变自己的治国方式。九年后的他仿佛焕然一新，从此不再沉迷于享乐，而是全心投入国政，力求振兴国家。
齐威王很快意识到，国家的衰弱并非单纯由于外敌，而是他自己过去对政治的放任不管，导致卿大夫集团的势力膨胀，政府内耗严重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，他决定亲自执掌大权，开始对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尤其是打击那些专权的卿大夫。为了确保整治有效，他任命邹忌为国相，并着力修订并执行法律，打击腐败官吏。通过法治和严格的惩罚机制，齐国逐步恢复了秩序。
比如，在即墨和阿地两地，治理成效的差异就展现了齐威王改革的锋利之处。即墨的地方官治绩显著，百姓富裕，官府无多事务，而阿地则因地方官的懒政，百姓贫困，官府却忙得不可开交。按照常理，阿地的官员因勤劳应该得到表彰，而即墨的官员则可能因“无为而治”遭到惩罚。但齐威王以调查为基础，决定处决阿地官员，而奖励即墨地方官。此举让齐国官吏明白，政府的赏罚制度公正清晰，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官的工作热情，也使齐国的治理逐渐步入正轨。
齐国的强盛也因此开始重回正轨。经过改革后，齐国不再受到其他诸侯国的侵扰，国家逐渐恢复了实力。许多贤能之士，如邹忌、孙膑、田忌等纷纷投身于齐国，进一步提升了齐国在各方面的实力。到齐威王晚年，齐国成为了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，这也是吕氏齐桓公称霸后，齐国再度登上了顶峰。
然而，齐威王的经历虽然成功，但并不适合作为普遍的治理模式。毕竟，能够像他一样，经过九年的昏庸之后实现“浴火重生”的君主，历史上并不多见。春秋时期的楚庄王和齐威王的转变都算得上凤毛麟角，许多后来的君主若贸然模仿，只会沦为昏庸暴君，最终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。
此外，齐威王的经验也并非简单的“整顿吏治”就能解决国家所有问题。齐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，得益于几个因素：其一，齐国相对较小，治理起来便捷；其二，齐国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，处于山东的富饶地区；其三，齐国文化教育事业发达，人才济济。因此，齐威王的改革得到了顺利执行，而其他地方的君主若仅凭整顿吏治，缺乏其他条件，往往无法成功。
其他诸侯国或后世的君主若盲目模仿，未必能取得同样的成效。尤其是当政权庞大、疆域辽阔，治国的难度更是成倍增加。即便通过一系列改革，倘若没有配套的措施和长远的战略，也很难真正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稳定。因此，齐威王的治国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普适的模式，而是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，进行更为全面的考虑和应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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